发布日期：2024-09-06 19:27 点击次数：196
“外卖员”这一平台零工群体正在被看见。他们是新闻当事东谈主、电影里的叙事对象女同，亦然孙萍所不雅察的对象——从2017年起，她进行了为期7年的田园造访。她拒却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灾荒承受者，也不想将他们放进“适度—不服”的二元叙事框架。她更想看见他们个体的人命体验。
作家/邹露
“要是有一天找不到职责了，你是否欢快靠打零工辞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接洽所学者孙萍在2023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上向不雅众提议的一个问题。对于零工，她给出了一个直不雅的数据：“畴昔，咱们每4—5个东谈主之中，就有一个东谈主是靠打零工辞世。”
紧接着她又问大家：“你愿不肯意当一个外卖员呢？”
跑外卖，似乎成为好多东谈主推敲打零工时不想象索的遴荐，平台成为不论怎样都绕不开的扮装。孙萍认为，平台在使零工范畴化、轨制化成为可能的同期，也透彻改造了往常的处事文化。
平台以无比兼容的姿态接入了数以亿计的零工处事者。把柄东谈主力资源和社会保险部等部门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中国无邪办事东谈主员范畴已达2亿东谈主。其中，互联网无邪办事东谈主数近1亿东谈主，这一数字持续高速增长。
在2017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接洽是以来，孙萍就开动接洽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并进行了长达7年的田园造访。在田园造访中，孙萍险些每次遭受新相识的骑手就问：你为什么跑外卖？“过渡”这两个字是她最常听到的谜底。“先跑跑试试，就过渡一下。”因为不知谈颖悟什么，是以先来跑外卖，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当然的事情。
在孙萍最近出书的新书《过渡处事：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她直白地说，处事的器具性变得越来越渊博，对于平台零工处事者来说，莫得若干东谈主确切心疼我方的职责——尽管他们十分发愤。她称外卖骑手为一个“碎屑化群体”，他们莫衷一是，零落对畴昔的筹划。而恰是处事的永久过渡感，使“畴昔”二字变得面庞磨叽。
av百科她在书中讲授：“骤然性正在影响巨大的东谈主群。多数东谈主不知谈我方的这一份零工可以干多久，也不细则下一份职责会是什么。送外卖即是这样一种骤然的、过渡的处事。”
《过渡处事》
孙萍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薄荷实验，2024-7
孙萍认为，平台化的零工处事包装了这样一幅秘要图景：普通东谈主可以自主田主宰我方的生活——在哪个平台、几点开工、干多永劫辰，齐由我方决定。关联词，在好意思好的新目田主义幻象背后，是普通劳工日渐缩减的跃升契机。尽管他们流动得很不时，却像被困在了一堵围墙内，永久地处在“过渡一下”的情状内部。
7年来，孙萍在田园造访中结交了不少骑手，老冯算是最谈心的一个。尽管才30岁露面，老冯的社会资格却颇为丰富。小学三年齿辍学后，老冯打过无数零工，作念过装修，送过雪糕，给东谈主现代驾，以至还当过理疗师。他于今送了7年多的外卖。
2020年12月末，孙萍接到老冯的求援电话。电话那头，老冯提及老刘碰上店家索赔的事情，想找讼师意想，但愿孙萍可以襄理。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聊起私务。有一次，他们一齐拯救了一条在高速公路旁被撞得五脏裂开的狗，花了好几万元也没救活它，临了小狗如故离开了。
这是孙萍作念事的作风。她拒却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灾荒承受者，也不想踏入那套对于“适度—不服”的二元叙事框架，转而关注个体处事者鲜嫩的人命体验。他们从何而来，又流向何处？这关乎无边处事者“在不细则中、在过渡中怎样收拢契机、塑造生活的教授和勇气”。
新书出书前，老冯给孙萍写了一大段封面推选语。孙萍以为这种原生态的芜俚感很可人，比那些魁岸上的表面要好，是以她尽可能保持了原文。在推选语的临了，老冯写谈：“送外卖和快递应该不算很辛劳，但被压榨让外卖员和快递员变得越来越辛劳，尤其是处事伤一火等保险问题，这可能是快递和外卖辛劳的根源吧。”
以下是《新周刊》与孙萍的访谈实录。
打零工迈向“永久过渡”
《新周刊》：比年来，越来越多东谈主开动关注外卖骑手的处事处境，包括算法系统和组织管束的滚动。你的书似乎不局限于此，而是之外卖骑手动身，指出了更为平凡的过渡处事。你是在什么语境下提议“过渡处事”这个倡导的？
孙萍：可能从秦汉时期开动，零工就存在，仅仅处事面目不相同。以前在田主家放羊、当店小二，都是打零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也唯独30%傍边的东谈主口是工东谈主阶层，其他无边东谈主口都是农民、半工半农的零工处事者，仅仅咱们在阿谁时候不这样称号他们。阅兵洞开之后，他们开动往城里的工场跑女同，去往皮鞋厂、制衣厂、建筑工地。
到了平台经济时期，处事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处事者的流动率。以咱们在北京调研的一个外卖站点为例，一年内流转或去职的骑手能达到90%。在这方面，以前的工场没法比。
这个流动率还在络续增多。到最终，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永久的过渡情状。这群东谈主从A跳到B，从B跳到C，再从C跳到D，他们在各式千般的零工平台上跳来跳去，好多东谈主照旧回不去工场里边了。以前咱们会说，打零工的东谈主像“候鸟”，每年折返于两地。当今我以为他们正在变得像“小蜜蜂”，来来往回地跨越，看起来愈加聒噪。
《新周刊》：这些骑手是一群什么样的东谈主？他们普通出于什么主见参预这个行业？
孙萍：咱们在北京地区的造访问卷里发现，他们80%以上是农民工群体。他们以前在工地或者工场里边，这些东谈主是骑手的主要劳能源。而剩下的20%，组建立琳琅满目了，作念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大学生暑期跑外卖、挣点外快，也有两口子去体验生活。
咱们还遭受过不少收歇的小雇主，有以前开台球馆的、开暖锅店的、开好意思甲店的、开剃头店的。他们可能因为疫情、收罗赌博、家东谈主生病而收歇，买卖倒闭。我把他们称作“也曾后光，当今落魄”的一群东谈主，有的东谈主身上还背着高额债务。
这群东谈主来跑外卖，其实是但愿大要以相对快速但又不太冒险的面目返还债务和积贮钞票。相较其他行业，送外卖有几个特质：第一，毫不拖欠工资；第二，多劳多得；第三，收入相对可以。
有个小伙子，疫情期间在北京开了3年台球馆，每年都亏50万元，3年亏了150万元。他就开动跑单还债。跑单一年能挣20万元，这是因为他很能受罪。你要知谈，这种“单王”一天要超长待机16个小时。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他们入行前会被告白中“月薪过万元”的话术所眩惑。在确切参预这行之后，多猛进度上能终了这一蓄意？
孙萍：有，但唯惟一丝数东谈主可以终了这个蓄意。咱们发现，“外卖小哥月入过万元”的话术是2015年那会儿传出来的，其时是平台彭胀的早期，成本会砸钱彭胀商场，补贴罕见高，送一单可能给骑手补贴10块钱。要是赶上那一波红利期，月入过万元是很轻佻的。但这些东谈主是少数。
在三四年间，这一说话像波纹那样一层一层地往外推开。到2020年，还有骑手会信赖那样的话。是以好多自后加入者是略有失望的，因为不是每个东谈主都能靠跑单赚到1万多元。说真话，万元收入的比例在络续缩小。
飞速彭胀期事后，平台给骑手的补贴少了，对于每一单的蓄意精准度也在络续擢升。疫情之后这种情况加重，因为粥少僧多，正本一个场所一天有5000单外卖订单，有300个骑手，但当今变成有500个骑手，那么东谈主均收入治服会裁汰。
骑手与系统的游戏博弈
《新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了许多“单王”日常跟算法系统“斗智斗勇”的经由，包括骑手“困在系统里”，近几年络续被筹谋。算法系统是怎样次序骑手的？
孙萍：骑手和算法之间，即是“谈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咱们最初可以想象所有这个词这个词算法体系，它的搭建初期是依靠方法员，但后期不论是数据的坐褥也好，算法体系的完善也好，其实都是依靠外卖骑手。算法没稀有据，即是指雁为羹，它需要不竭有东谈主给它坐褥数据。
那这些数据靠什么来坐褥呢？骑手作为不竭流动的“东谈主肉电板”供给坐褥。骑手每跑一单，智能头盔、手机GPS就自动生成时速、送单时辰和轨迹，这一套东西传回后台系统里边，系统进行及时运算，再基于已稀有据动态地掌持和细化对骑手的领路。
骑手给我看他们的送餐系统，校园的舆图上了了地标出了每栋寝室楼对着哪一谈雕栏。这些舆图数据是骑手一单单跑出来的，系统把舆图越作念越细，包括恭候商家出单和等电梯的时辰。这即是算法智能的场所。但另外一方面，它变机灵了之后，会主动压缩骑手的送餐时辰，于是就出现了“困在系统里”的问题。
在书的临了一章《数字韧性》里，我共享了一些骑手应用算法的错误来获取额外收入的方法，比如集体抢单，怎样“引单”出来，又怎样“放空单”，和店家伙同起来挣钱。后台发现了，很快把错误堵起来。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款开采出来的“游戏”，骑手即是初期试玩的玩家，而平台则应用这些劳能源来络续完善算法系统。
《新周刊》：骑手在跑单经由中会意志到我方和算法的关系吗？
孙萍：他们对于算法的领路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固然知谈有一套本领体系在次序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发展出了特别真谛真谛的“东谈主—技”关系——他们会把算法系统拟东谈主化，把它算作一个亦敌亦友、既协作又互相battle的事物去对待。
比如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养系统”。大强哥是个30多岁的众包骑手，他有一次坐我阁下扒了口米饭，没好气地说：“系统即是爷爷，需要不时养着！”
大强哥说，要把系统养好，最初得任劳任怨，不可老拒单。一天拒好屡次，后台就会知谈，它会把你界说为一个“不听话”的骑手。拒单到了一定数目，你不但接不到单，还可能被封号。是以有一些骑手会比拟“听话”。
《新周刊》：除了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包括咱们自身作为“玩工”（playbor，指在电子游戏满意外志地为游戏厂商处事的玩家），都处在一种新的处事文化之下。处事被平台中介化，这是否导致劳能源“平替”的一个原因？
孙萍：可以这样说。毛病点在于，当今平台的管束模式和以前工场式的管束模式特别不相同。以前工场崇拜8小时职责制，管束工东谈主在这8个小时或更永劫辰里最大甘休地坐褥。它对工东谈主的适度是很强的，比如什么时辰不可上茅厕，或者不可请假。
平台的管束模式则收缩了对劳能源本人的适度，转而适度处事经由。谁来送这个单，平台不在乎。平台只在乎你有莫得依期送到，至于你是唱着歌去如故跳着舞去，都跟它不伏击。平台适度脱落的处事经由，只需要按单计价。
在这个语境下，平台让个体处事者的流滚动得特别快，任何东谈主都可以随时接入这个系统。以前工场缺东谈主，招工时还得口试，看这个东谈主长什么样，得安排他住寝室，然后他才开动处事。当今这些都不需要了，一键注册就处分所有这个词问题。
《新周刊》：这也导致处事者会以为“我必须要拚命干”。处事的“上限”被取消了，处事者处在过度积极的情状。
孙萍：这是韩炳哲所讲的“主体性实足”，我在论文里将其称为“黏性处事”（stickylabor）。我和另一位憨厚曾协作过一项接洽，发现从2018年到2021年这4年间，骑手在平台上耗的时辰越来越长，他们就像“黏”在上头了相同。以前跑8小时以下的可能占40%，到自后可能只占20%。这即是我在书里说的“跑单上瘾”。
这也跟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模式迟缓紧密化关连。这几年，骑手发现挣钱不那么容易了，要蔓延处事时辰智商挣到和往常相同的工资。2020年，上海一个站点的骑手从站长那处得知，跑一单的价钱从8.5元变成了8.1元。他们的径直反映是，一个月跑1000单，原先能挣8500元，当今少了400元。
2020年5月，某家外卖平台经历算法阅兵后，单价按照骑手月送单量进行累积式蓄意。轻佻来讲，送的单量越多，单价越高。大家芜俚算了一下，一个骑手唯独在每月送单达到1600单高下时，工资才会比以前高。而一个月要送1600单，在全月无休的情况下，一天需要送够50单以上才可以。站里一位骑手说：“这样改，即是让咱们这些骑手不吃饭、不就寝地跑单，‘黏’在平台上！”
“我到底是谁的东谈主？谁在雇我干活？”
《新周刊》：参预现代社会，处事者渊博感到我方失去对所从事职责的适度力，也即是马克想所说的处事异化。你认为当下的平台经济怎样重塑了处事？
孙萍：我想从一件事情提及。上海疫情期间，市面上的平台所有这个词这个词瘫痪了，怎样办呢？有民众当起团长，自愿组织社区团购，终了自我的平台化。大家发现，莫得平台的时候，咱们我方即是平台，把我方按照平台的模式组织起来，再再行分拨资源。这是一种平台意志镶嵌每个东谈主生活中的径直体现。
在这种平台文化中，东谈主和东谈主之间的关系不再依靠濒临面的叮咛。以前在工场，有工长、司理、活水线的工东谈主，回到寝室还有工友，保管社会信任靠的是东谈主际关系。
但在算法中介化的平台里，你打的网约车不好——投诉，骑手送餐送晚了——投诉。所有这个词这个词信任机制当今被算法本领所替代，它见证了一种传统处事信任关系的退场，同期还伴跟着对中国乡村传统差序方式的冲击。拔旗易帜的，是一种高效、径直以至冷凌弃，但就黑白常灵验的一种面目。我称其为一种职责伦理的重塑。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系统信任取代东谈主际信任，这不仅是外卖处事的特征，亦然平台经济下社会关系的变化。最近，杭州一骑手向保安下跪的新闻激励关注，你怎样贯通这件事？
孙萍：对于骑手和保安来讲，这件事关乎社区治理空间中资源使用权的争夺。高效苛虐的体制会让事件中生分的再见变得特别不粗豪，因为每个东谈主身上都紧紧地牵着一条线，这条线的背后是各式千般对于东谈主的规制。
《新周刊》：骑手主动或被迫地滚动为“个体工商户”，等于说把风险也转嫁给个东谈主。个东谈主会更径直地曝露在商场之中吗？
孙萍：书中提到一个从河北的县里走出来的农民，他叫阿兵。2019年，他从海淀区某个专送站点去职时，被劳务公司扣了3个月工资，情理是“莫得提前报备”。在共事的匡助下，他得知与他缔结劳务公约的公司地址，便找上门去。然则他到了才发现，那处唯惟一间空房子。
阿兵曾在电话里不啻一次提问：“我到底是谁的东谈主？谁在雇我干活？”这个问题直击平台雇佣关系的实验。平台与中介公司设立了愈加掩蔽的管束面目，看似管束者撤销了对于骑手的处事管制，实则在很猛进度上磨叽了雇主与骑手的关系。总体上讲，层层外包会导致骑手的个体化风险络续增多。
《新周刊》：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承载着渊博零工生存的平台一方，应该有哪些劳工保险共鸣？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平台设立共鸣？
孙萍：我以为这种共鸣莫得办法说一下子就能设立起来，但我我方的嗅觉是，这种共鸣在迟缓造成。2020年之后，特别明显的滚动是滥用者对骑手多了好多贯通。我也和平台方疏通过，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好多有东谈主文和蔼的东谈主。他们也但愿能匡助这些骑手。
有骑手反问我：你接洽这个有什么用？咱们的跑单时辰蔓延了吗？好像也莫得。然则平台开动作念蔓延等单时辰的按钮，顾主开动愈加体谅骑手，国度开动推出奇迹伤害保险，这都是好兆头。
我是乐不雅的东谈主，我以为每一个参与这个社会互动收罗的个体都在一丝一丝地悉力女同，有的东谈主可能埋下了种子，种子当今并莫得发芽，但总有一天它会发芽。